农二代等待自由与公平

2010/6/24 15:03 作者:善解人衣点击:1325 评论：0 条【大中小】

农民工不是在农田里操作机床的工人，也不是在工厂车间里种田的农民。他们的法定身份是农民，与生俱来，几乎不可改变。但国家的经济以及他们的生活要求他们到工厂里打工，于是他们成为“农民工”。在建筑业、服务业、自由职业，存在着与他们身份相同的人也是“农民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使用了一个新名词：“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比较年轻，即通常所说的“二代农民工”。他们是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进入城镇的农民，年龄都在30岁以下。由此推算，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已经有10多年的打工经历。这说明至少在10年前，中国农民工已经进入 “二代”时期。“二代”一词有些模糊，农民和工人不是世袭的，没有明显的代际差异，这个用词忽视了1.1代到1.9代的农民工，而2.1代和更新版本的农民工已经在工作。

自从秦始皇以后，“世”或“代”被用作人际关系的计量单位——尽管秦朝二世而亡。“二代”现在是流行词，同时使用的还有官二代、富二代。对某些官员和许多富人，“二代”是成立的，因为父母向子女转移权力、财产，但在生产线上打工的命运不应该由农民的血统注定。

农民像其他人一样，生生不息，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农民。“农民工二代”说明我们的社会缺少阶层间的流动性。农民仍然受到制度性歧视，他们得到更好教育、更好生活的机会较少，因为他们是“农民”——法律根据他们的出生而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在世界范围内，法律规定的身份一般没有遗传性。农民工是法律身份，不是职业，农民工其实是工人或服务人员。

因此，“农民工二代”不一定与“农民工一代”存在血缘关系。他们是有农民身份的、不可能被城市接受的年轻工人。这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泛称，服务业的 “农民”也属于“农民工”。

据统计局数据，中国大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1.5亿在外地打工，其余在本地打工。在1.5亿外地农民工之中，二代（这里以25岁为上限）占60%，大约有9000万人。

付出

以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为起点，中国开始工业化。由于官营企业的先天缺陷、战争和内乱的多次打断，工业化进程至今仍在半途中。在过去 60年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农民以默默的牺牲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两个时期的最初几年，工业化几乎都要重新开始，需要重新积累资金，都离不开农民。从人口分布看，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

中国不是“世界工厂”，因为没有设计、销售等环节，所以失去利润大头。中国是“世界加工厂”，一个不太需要头脑的地方。加工业的利润微薄，还留下污染的环境、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这是后发的农业国在工业化初期的无可奈何选择，但政府仍可以改善他们的际遇。

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1991）提出“二元经济”：在工业化时期，农业向工业提供大量过剩劳动力，保持工资低廉。1972年，刘易斯提出拐点论。“刘易斯第一拐点”是人口红利向人口短缺转折。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中国向劳动力短缺的转变可能是急剧的。不过，农业还将继续提供过剩劳动力，但不能满足工业的需求。同时，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在大部分国民还很贫穷的时候。中国的创新能力还远不足以带动较快的增长，因此，未来将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

刘易斯出生于圣卢西亚，那是一个加勒比小岛，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他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这个黑人孤儿通过圣卢西亚的考试，得到奖学金去英国上大学，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得到过哈耶克的指点。刘易斯在33岁时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的正教授，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种族歧视的年代，他的较低身份和贫困并没有埋没他的出色才华。普世价值和理论在中国原来是神圣的，最近受到强烈反对，但中国经济仍将沿着刘易斯发现的路径前进。

农民为中国的多次工业化起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民工的收入在过去20年几乎没有变化，他们支撑着出口产品维持低价。相对收入越来越低，他们的家庭受到冲击。许多人把妻小留在家乡，他们在城市几乎没有***。2亿多农民工有7200多万孩子（由此可见人口趋势之一斑），其中1400万跟随父母，5800万留在农村。这些孩子的教育是大问题。留在农村的没有父母教育，跟随父母的孩子很难被城市学校接受。民工小学条件简陋，师资不合格，还经常被拆迁，却是培育“农民工三代”的重要“阵地”。“三代”和他们的后代将保有农民身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到“刘易斯第二拐点”，即城乡差别消失。

加工业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农民是这两大支柱的基石。为了房地产业的繁荣，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收购，他们被雇佣在建筑工地上辛勤劳动。产业中的巨大利润几乎与他们无关，房地产与加工业的繁荣都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农民与城市工薪层是一根细绳拴住的两只蚂蚱。地方政府用极低价从农民那里收购土地，然后与地产商一起，以极高价出售给消费者。

据报道，山西蒲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郝鹏俊与民政局副局长于香婷夫妇有银行存款1.27亿元，还在北京等地购置了35套住宅，原价1.7亿元，现值至少5亿元。他们夫妻和于氏的弟弟一起，共被判罚款3.24亿元，大约是他们财产的一半。一些海外置业中介认为，郝家实在太土了，他们应该在国外购置产业。这些海外置业中介收费高，生意却非常好。

郝鹏俊在法庭上陈述，2008年，蒲县县委书记向他索要500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给，一个月后他就被捕了。法官打断他的指控，声称“与本案无关”。郝鹏俊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公仆，他的事迹并不算突出。有郝鹏俊这样全心全意谋私利的公仆，人们毫不奇怪，挖煤工人（农民工）的死亡率那样高，城市的房价那样高。F·B是大量无效增长的诱因，F·B还吞噬了大部分有效增长。而为F·B与高增长支付成本的人正是农村农民工与城市农民工（工薪阶层）。

前景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划，在数十年之后，农村的农民工可能上升为城市的农民工，即工薪层。但工薪层（包括白领）已经变成城市农民工，地方政府和地产商把他们放在一条看不见的生产线上。他们穷尽一生，为房子、教育、医疗奋斗。在他们退休之后，他们的房子又该拆迁了。与城市农民工相比，农村农民工二代更早觉悟。他们有更多需求，不仅仅充当生产机器。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更愿意融入城市，他们不会农活，也不打算回到农村，而“一代”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养活留在农村的家。“二代”不再像“一代”那么能忍耐艰苦，但首先以自戕的方式。在深圳的富士康，加工业的一个台湾企业，几个月之内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与其他血汗工厂相比，富士康也许做得不算太坏。工厂有餐厅和门诊，还有娱乐和运动设施，但也严密控制着工人的生活——就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国营企业，这种状况在今天难以忍受。除了自杀，更有反抗，领导本田零件工厂罢工的是一位“二代农民工”。他们勇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以罢工迫使企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

如果农民和农民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考试教育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创造力，那么，两亿多人的创造力必然是惊人的。他们中间可能产生许多发明家，以及像刘易斯那样有创见的学者。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需要数十年时间，但可以肯定，起点只能是保障农民工的应得权利。

农民缺少学校教育是坏事。按照中国的辩证法，坏事也是好事。至少，他们避免了毁坏身体健康、正常生活，还有好奇心。近期本报的《书评增刊》介绍了几位“农民工程师”。他们没有设计院和工厂，却执著地制造飞机和潜艇。在这些东西被发明了一两百年之后，他们的粗陋仿制品没有新意，中国军工的仿制品显然更好。不过，同一期增刊还有张鸣先生的一篇短文：《中国农民生生不息的好奇心》。他说，自西方科技进入中国以来，农民的好奇心远超过官府。他最后说：“有好奇，才有创造，强固的好奇，压不住的好奇，孕育着伟大的创造。”

中国缺乏伟大的创造和高端技术，只能依赖加工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中国的地位与农民工在国内的地位很相似：出卖简单劳动，不仅收入不多，还不一定属于自己。中国的外汇要放在美国，以增加美国的消费能力，使美国人能够继续购买中国的廉价产品。这些产品从中国出口时已经得到过一次政府补贴了。提升中国的地位必须从善待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开始。

平等

农民和农民工是中国人生活状态的样本。要理解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从农民和农民工开始。

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这也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极为突出，农村 “非常危险”。那也是农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很多的时候。

许多人对管理有一个顽固的误解：管理就是收费，管理就是控制。人们对管理的理解似乎更是如此，经常包含着很大的强制成分。大学开办政府管理学院已经十多年了，但仍然没有把握住管理的精髓。管理学家应该强调：管理就是不管理，不管理才是管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这个意思。农村和农民状态的好转不需要浩大的政府工程，政府的工作应该是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把权利还给农民。剩下的事情，农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权与利是正相关的。没有权，就没有利；权大，利也大。农民和农民工的遭遇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自由的法制社会，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劳他人操心。在自由与公平的竞争中，创新能力被激发出来，经济得到最快发展，社会才会保持稳定。同时，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办好福利，那些缺少谋生能力的人才不会陷入凄凉的境遇。

自由与公平是中长期的事情。在短期，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为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中国需要产业升级，启动国内消费市场。为此，不能太多依赖现有的路径，即不能依赖房地产和加工业。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能把农民和工薪阶层的利益作为操控经济的工具。工具也许一时有效，长期使用一定会损害发展。

以上是从实用角度谈 “农民工”问题，因为这样简单易懂。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位同胞都应该是平等的。人人平等是现代文明的起点，是正义的要求。“平等” 与“正义”听起来也许有点空疏、遥远，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个观点与 “西化”无关。中国的学校课本曾经告诉我们，每个朝代都有农民起义，而起义者大都有强烈的平等愿望。平等对待每一位国民，为了国的发展，更为了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