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熟，天下足。
富饶的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自古便被誉为中国的“粮仓”。湘鄂这两个历史上的“粮仓”，经历了2008年初的雪灾后，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期间因即将实施“综改试验”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下达《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让这两大“粮仓”开始肩负起了中部崛起的“国家使命”。
本报记者深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探究中国中部地区最庞大的两个城市“部落”正在以何种创新方式迎接历史“巨变”的前夜，并将向读者展示中国建立特区近30年间，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巨大变迁。在这场变迁后面蕴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种变革背后体现着一种什么样的国家使命？
一线调查
“两型社会试点”：“新特区”尝试大部制路线
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湘鄂两地分别传出消息：长沙将要走“大部制”路线，力图全面消除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而武汉亦在酝酿在城市圈中实行“占一补一”的土地置换政策，以最集约化的方式，为大工业寻求土地保障。
从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两型社会试点)，到制订综合改革配套方案，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的“融城”思路，正在逐步展现。
“与国家此前批复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不同，中部‘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不再享有政策优惠和资金投入。”湖北省及湖南省参与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方案研究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湘鄂综改区最大的“含金量”就是国家给予的“试验特权”。
“在试验特权下，一些长期制约中部城市群生产力解放的市场壁垒、体制障碍将被一并打破。届时，一些原有的商业规则也将推倒重来。”上述人士说。
地方“大部制”路线
“我在长沙、湘潭、株洲三个城市都设了分厂，目的就是和政府讨价还价。一旦哪个市的官员借环保理由强行管制我，我就把生产重心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去。到时候那个要管制我的市就要承受税收减少的压力。”
李立(化名)是湖南某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得知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后，自己就开始考虑是否要将各地的分厂集中在一个城市发展。因为，作为同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未来的环保标准和优惠政策肯定要实现标准统一。
“之所以选择在三个市建分厂，是因为各地的标准执行力度不统一。有个别企业，在某个市与主管部门的关系好一点儿，他们的标准要求又可能会以某种名义低一点儿。这在竞争中就显得很不公平。我们为了避免吃亏，在几个临近的市都建了分厂，目的就是方便与政府讨价还价。事实上，厂区分得太散，并不利于集中管理。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举。”李立说。
2008年2月25日，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研讨会”上，湘潭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利文指出，长株潭三市行政区划导致的行政壁垒需要借助“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机遇，促进三市的大联合和城市群的大发展。
陈利文说：“至少可以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管理委员会，整合三市的职能部门，以大部制的原则建立若干跨市的专门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贺倩云建议，在土地规划上，可以建立长株潭土地管理局等行政级别的机构来进行整体管理。
另外，研讨会上也提出，湖南省财力比较薄弱，过多地依赖中央财政不太现实，因此，建议设立改革专项基金。湖南大学会计学院院长罗宏斌表示：可以优先考虑建立起长株潭财政协调机制，在省财政厅和三市财政局分别下设改革专项基金办公室，使得基金筹集有稳定的来源，并且是三市的资金定期上缴。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由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会长张萍率先提出的设立“长株潭综合管理委员会”，正在由设想转入实质性的研究探讨。
湖南龙行天下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仁华认为：长株潭形成一个综合改革示范区后，只要在三市之间的优惠政策、环保门槛、产业规划上实行统一标准，就可以改变以往中小民营企业“打游击”的发展模式，安心在一个城市集中发展。李立也表示：“从高层的表态来看，走‘大部制’路线是未来长洙潭新特区政府管理模式改革大势所趋。但这或许将是一个要花几年时间才成熟的事。我可能不等这个事实现，就已经把企业搬到政策更优惠的地方了。”
突破市场“陈规”
“靠行政资源支持做生意，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直销部总经理张卓明认为，随着城市之间的经济“融城”，长株潭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依赖行政力量筑起的市场壁垒有望被逐步消除，“以前一些地方企业并非是竞争力强，而是垄断城市的商业资源，以行政区划形成天然保护。相比之下，更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却进不来。”张卓明说。
“交通上已经连成一体的长株潭三市，至今无法实现公交直达。除了政策原因，还有各城市间交通企业借助行政区划固守利益的因素。”据湖南省参与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方案研究的内部人士透露：如果实现长株潭公交直达，三市的公交公司将进行公交线路利益重组，如果全部线路统一向社会招标，可能会有异地公交公司杀进市场。
“比如说2002年广东省原来的顺德、佛山、南海、三水和高明五市合并成一个佛山市后，广州的新福利集团便借新的公交线路招标进入了佛山市场。”上述人士说，按照国家的交通法规，不管两个城市靠得多近，只要在行政区划上属于跨境，两地间的旅客运输就划归长途客运，票价也不能执行公交价。
据悉，目前长株潭三市之间已经开通的六条公交线路中，有三条是在三个市的中间地点设一个中转站(霞湾站)，乘客们在中转站全部下车，然后再转线去其他的城市；另外三条线路虽然是直达的，但却不执行公交价格，其票价只比一般的长途票价稍低一元钱而已。
“长株潭作为国家综合试点之后，可以向国家申请特批长株潭跨市公交试验。”湖南省参与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方案研究的内部人士认为：只有国家政策松绑之后，长株潭公交才可能实现完全直达，届时各家公交公司也将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新的公交线路资源。
“政府采购项目、媒体广告业、保险行业等都存在着行政区划下的市场分割问题。”张卓明说，长株潭被纳入一个综合改革实验区后，城市群内同类的商业资源，就可能重新分配，实现三市合并招标，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为其城市内的企业实行单独的行政保护。最终，多方制衡的结果就是公平竞争。
酝酿“土地置换”
2007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武汉投放的最大的产业项目——中石化年产80万吨乙烯裂解项目正式在武汉洪山奠基动工。据悉，此项目占地面积2.94平方公里，预计总投资146.73亿元，将于2010年底建成投产。
“乙烯项目的意义不在于投资额，而是在于它为中部地区的轻工业原料基地补了一个缺。”一家国企投资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位负责人分析说，乙烯是化工、轻工和纺织的重要生产原料。当前我国石化产业的乙烯装置多分布在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一些轻工产业集群宁愿忍受东部高昂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也不愿意内迁，除了物流因素，还有原材料的供应因素。现在，随着武汉市成为全国化纤原料的重要产地之一，东部的轻工业就可以围绕着武汉城市群建立新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正在武汉都市圈内跨市展开，但工业用地矛盾也日益突出。”上述人士说，武汉乙烯裂解项目仍需要大量的配套用地，面临工业和农业用地矛盾很大，不过，现在正好赶上了以新思路解决用地问题的历史机遇。
3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湖北代表团·武汉市两型社会试验区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委书记苗圩表示：武汉市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总体上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的模式，武汉将尝试在户籍、土地政策上进行一些改革探索。
苗圩说：“在户籍、土地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想法。人的自由流动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过去把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要改变这一情况，在这一方面就要有所突破。”
另外，在中央18 亿耕地不能减少的硬指标下，关于湖北如何解决工业和农业用地的矛盾问题，苗圩也透露了初步的改革设想。
苗圩说：“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总体上我们要保护基本农田。”他提议，在9 个城市中实行“占一补一”的政策。比如说，把农民的房子集中起来，腾出一些宅基地，整合一些农田，变小块农田为大块农田。
“希望能够在不减少基本农田的情况下为我们城市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腾出一些土地。这些在现行的土地政策上还要有所突破。”苗圩说。
锁定“绿色新区”
“当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一期间最容易产生资源和环境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长沙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湖南在工业崛起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环保问题。比如围绕在湖南洞庭湖周边的造纸厂非法排污，曾经使洞庭湖区出现严重的造纸污染，局部水质甚至一度下降到地表水“劣五类”。
2007年初，该组织与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帅对洞庭湖生态进行了一次暗访。调查发现，由于干旱、水位下降，很多造纸企业隐藏在湖底的排污口全都裸露了出来，整个湖面上泛着白色的泡沫。
该事件被揭发后，2007年3月湖南省政府下令，将排放不合格的234家造纸厂全部关停。现在洞庭湖的水质已经得到提升。
据2007年12月28日湖南当地媒体报道，到2008年，湖南还将在全省继续关停500家小型造纸厂。
另据武汉一家企业负责人透露：在中部工业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当年在东部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土政策”也开始向中部转移。例如有的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出台“零收费、零罚款”等“土政策”，帮助地方企业免交排污费，逃避环保部门检查。
“2006年湖北省征收排污费3.4亿元，这一数字明显低于湖南省的5.1亿元和河南省的6亿元，同时还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湖北省某政府官员透露：从2007年10月1日起，湖北省已经将过去“排污费由环保部门负责核定和征收”改为“环保部门核定，地税部门负责征收”，将“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模式改为“环保开票，税务代收，银行入库，财政统管”。此举开全国先河。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是国家对中部地区崛起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资金压力。”湖北一位参与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方案研究的内部人士向记者分析，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实质上就是要求中部城市群必须建设成一个“绿色”新区，要走“绿色”崛起之路。
该人士表示，需要预见到：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都是中国重工业和制造业集中的老工业基地，本身大型国企的节能减排资金压力已经非常重，为了保证建设“两型社会”，除了要对本土环境进行整体整治，还要同时提高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门槛。“这对地方财政将形成巨大压力。”他说。
“协调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工业布局，涉及的是各市之间的税收利益和GDP增长问题，这是一个难点。”上述人士认为：同一个工业项目，其公司注册地在不同的市区，其纳税就在属地上交。其工厂产值，也将计入所在城市的GDP。
“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后，中部城市群需要利用‘试验权’，思考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是否可以设计一个城市圈的建设标准来考核各市的政绩，而不是单纯的GDP。”该人士说。
新闻视界
一个地区一旦被确立为国家第四增长极，将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新特区”急争中国“第四极”
“我们的目标是国内经济第四增长极。”
无论是在湖南、湖北还是广西，三地的新区规划参与者都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心声。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新特区”与当年的“旧特区”相比仍然有所区别。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综观全国，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设立经济特区，到开发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再到2007年新批准的成渝“城乡统筹”综改区和武汉、长沙“两型社会”综改区，以及2008年新批的广西北部湾新区，中国的“特区”布局，已经从南至北，由东至西，由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全面、梯度展开。
事实上，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地方经济便已经告别了依靠国家“给政策和减税让利”的发展时代。在普惠政策下，地方最大的实惠便是行政权力的下放改革。
但是，上述三地的新区设计者们相信：“如果被确定为国家第四增长极，仍然能够获得一些类似当年深圳、上海和天津的特别优待，比如国家大项目的倾斜和银行的联合信贷支持等等，并由此确立自身在国内的经济龙头地位。”
综改区之“别”
“我并不同意将综改区比喻为‘新特区’。”湖北省社科院院长赵凌云指出，上世纪80年代国家在深圳建立特区，特区可以在区域内进行经济、政策、行政体制、管理机制等全方位的综合改革，是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试点。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先后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设立新区。与之前的特区相比，新区改革的面缩小了。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主要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但突出了区域带动功能。其中，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也有不同，前者的改革更带有外在功能，联系了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
赵凌云认为：与前两者相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范围进一步缩小，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其宗旨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像当年深圳一样的改革浪潮不会再有了。”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会长张萍分析道：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依照世贸的规则，国家已经不可能单独给某一个地区独有的经济政策。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第一批特区曾经拥有的许多政策优势将逐步消失，而中国最近获批的新特区，也不应该再期望重走当年第一批特区的道路。
张萍认为，历经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由单一的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扩展。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内在含义，并不是讲单纯地发展经济中心，而是要发展成为一个机制创新中心。通过机制创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滨海新区大力推进现代工业化，浦东则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必要尝试。”张萍说道：城乡统筹是中国中西部地区都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是工业化中期城乡社会的融合与协调发展问题；而“两型社会”解决的是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期间，城与城之间的矛盾与协作。这个问题在东部发展的历史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争夺“第四极”
“武汉市第5座长江大桥——阳逻长江大桥刚刚通车，驾车北上北京，东去上海，1200公里内的省会城市10小时可到，实现‘朝发夕至’了。”在武汉江汉物流公司负责人刘堪新看来：武汉机场、地铁、公路、铁路，以及火车站的改造升级，正是武汉中部“陆港”的标志。
武汉恰好处在京广铁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接处，位居国家“十一五”交通规划“两纵两横”中的一个节点上。伴随着武汉城市群经济实力的增强，武汉希望逐渐充当起中部“陆港”的角色，成为西部物资走向东部和东部物资进入西部的交汇点。
“目前中部地区，机场吞吐量最大的就是长沙黄花机场。”一位长沙政府人士表示，虽然长沙没有处于“两纵两横”的节点上，但在西部的重庆、成都，南面的香港、广东，北面的武汉之间，可以同时起到全面联动东、中、西部特区的作用，这就是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建起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意义，“长沙，也是全国特区布点的中间‘陆港’。”他说。
据湖南省发改委透露：为进一步打破不同城市之间的要素流通障碍，到2008年，湖南还将全部拆除或外移长株潭三市互连公路收费站点。与此同时，长株潭的地铁轨道交通项目也已经上报国家批准，有望2008年开工建设。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只有发展成为中部‘陆港’，才能提升城市在中部区域的战略性，进而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第四增长极，从而获得和当年深圳、上海和天津一样的政策优势和资金扶持。”湖北一位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参与者一语道破湘鄂争建中部“陆港”的幕后动机。
据了解，竞争第四增长极的不仅是湖南、湖北两省。随着今年2月21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家批准实施，即将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也加入到争夺战中。
“广西北部湾新区的特点在于可以辐射西南腹地，是中国沿海最后一个有望成为第四经济增长极的地方。”赵凌云认为，北部湾新区有可能成为武汉争取国内第四增长极的强劲对手。
“正是由于现在特区太多，一旦被确立为国家第四增长极的话，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开发区工作人员向记者分析：一个地区一旦被确立为国家第四增长极，将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该工作人员举例：例如国家给予某地倾斜一个500亿元的重大工业项目，这时候，大规模的工业征地便可以展开。因为，在没有国家级的大项目情况下，大规模、成片的工业用地征用几乎是不可能的。随后，在大项目的周围，肯定需要更加庞大的上下游配套产业。一般情况下，500亿元的主项目可以牵动1500亿元的配套投资。当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建设启动后，上百亿的电力等投资项目将逐步跟进。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工业的吸引下，银行可以向当地政府提供可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贷指标。拥有信贷资金后，再结合工业项目带来的人流和税收效应，政府便可以进行轨道交通、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等综合建设，随着城市面貌的巨变，地价和楼价开始上涨，更加庞大的房地产资金进入，政府又将拥有高额卖地收入。最后，城市开始兴建CBD城区，区域总部落户，富余产业开始往外迁移，辐射效应显现。
“如果不是第四增长极，在一些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倾斜上，综合改革试点获得的机会就会比较少。与此同时，在国家的重要交通网络建设上，也有可能进度慢于其他的特区城市。”上述人士说道。
新旧“联动”
“另外一个刺激中、西部新特区争夺第四增长极的动力，来自于东部老特区的发展升级。”张萍分析道：随着全国性的中西部地区大开发，东部制造业将加速向沿海拓展，传统的沿海与内陆两大板块互相分割的局面，将被东、中、西各有侧重的经济特区、新区和综改区战略方阵所取代，全国经济版图有望实现新旧特区的联动组合。
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特区最多的省份——广东省，传出了谋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消息。据了解，未来的“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将可能是一个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在该区域内，还将进行相关的金融改革试验。
据了解，珠江流域水面狭窄，运力低，东西两翼和山区腹地小，轻工业发达、重工业不足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弱项。进入2008年，广东的铁路建设也正在进入一个历史性的高峰期。停工8年的广珠铁路复工，厦深铁路正式开工，黎湛复线预计6月完工，武广(武汉至广州)高铁铺至长沙，贵广高铁、南广高铁力争今年动工，广东西部沿海铁路也列入规划。
上述铁路建成后，以4小时里程为经济圈，珠三角将以更加稳定、快速、经济的物流方式连接起了武汉、长沙、南宁、贵阳、海口、三亚、厦门等城市。通过拉长铁路，广东腹地狭窄的“硬”伤有望得到逐步补足，“铁路布局完善后，珠三角的制造业就可以规模化地向内地转移。”张萍说。
“香港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香港的科技、教育发达，市场监督机制完善，这些都是他们机制上的软实力。从出口、税收等角度，深圳特区一些原有优惠政策已经逐步消除，因此迎来了外界对‘特区不特’的忧虑。但是，深圳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继续在体制上进行创新，提高自身的软实力。”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郭万达指出：通过深港澳珠合作，未来的珠三角，可以在融资、物流、国际贸易等领域，继续为更加广阔的内地城市做好服务。
“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各个改革试点的市场优势、产业阶段和改革方向各不相同，通过特区联动，可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合理分工。”张萍分析：随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但一些东部的产业可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也可以在技术和产品上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例如长沙和武汉的科研实力强大，未来中部地区可以发展成为东部地区的一个技术研发转化基地。而广东等地区正在着力发展重工业和风电产业，这也为中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提供了市场基础。
曙光闲话
特区那点儿事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怎么来的？据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回忆：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
后来广东、福建两省委据此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年7月，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尽快地把经济搞上去。”
事情是搞起来了，但这些地区叫什么名子还定不下来，开始想叫“出口加工区”，但有人说这范围似乎窄了点儿。有人主张叫“自由贸易区”，问题是“自由”两个字不容易被人接受。正在犯愁的时候，坚持反对办特区的同志针对小平同志所说的“陕甘宁也是特区嘛”批评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此话很快传到广东。广东的领导人脑子反应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小平同志拍板，同意叫经济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由来。1984年和1985年，国家又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批准海南岛建省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经济特区”的突破不仅是经济政策的突破，更是政治观念上的突破;二是当时搞特区，风险是大于利益的。在享受优惠的同时，也是承担很大责任的。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里，有关经济特区的存废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数度将经济特区推到风口浪尖上。所以小平同志称经济特区为中国经济“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与后来全国各地争办特区、开发区是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现在各地争办特区主要是争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争项目，风险在其次。似乎只看到利益方面，没有看到风险方面。
其次，特区之“特”在于其少，不普遍，如果特区多了也就不能称其为“特区”了 。
再有，“特区”的建立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普惠，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如果某一地区及某一地区的经济体能够享受到其他地区享受不到的政策优惠及税收优惠，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
经济特区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它终究是一种过渡产品，不可能长期存在，从现实结果也可以看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特区现在自身发展也遇到了很大困惑，当年优惠已经成了普惠，特区的优势在哪里呢？ 应该说，经济特区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就是通过自身的发展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如果三十年后这些经济特区还在“特”的话，这只能证明其发展方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当初经济特区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的风险性。 它敢为天下先，敢为前人之所不为，它的创新性，它的历史价值全在于此。小平同志提议搞经济特区时也是充分估计到了它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所以多次说，改革要允许犯错误，错了不要紧，还可以重来吗。现在中国的改革事业走向深入，需要创新和突破的领域还有不少。我们还需要有当年的“特区精神”来继续改革，但如果我们只是想利益而没有想到风险，只想到优惠而没有想到责任的话，那么这个特区的“特”就失去了意义。
在线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
长株潭发展蓝图还在保密阶段
无论是湖南的还是湖北的综合试验区，都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布局。国家第一个批的试验区是上海浦东，接着是滨海新区，然后是西部的成都和重庆，最后在2007年12月份批准的试验区就是湖南和湖北，这是国家从东、中、西互动战略格局的措施。所以湖北和湖南，都是试验区战略措施的一部分。
我认为，长沙和武汉都是城市群的一部分，要走新型城市化的路子，谋求解决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问题。在中国的问题中，新型城市化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解决我们城乡统筹、两型社会问题的一个战略措施。
至于长沙和武汉，虽然各自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在产业布局方面，在战略选择方面，在城市群操作方面，在两型社会的措施方面，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在运作过程当中将结合自己的特色，总结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的道路，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现状，以科学发展的观点，从试验中总结经验，湖南湖北互相借鉴。
湖南推进长株潭的建设，“重中之重”是起点要高，要高在规划上。我们要按照现在的研究成果和中央批复的方案，把规划的水平提升，以便对长株潭进行新的布局。
长株潭大致的蓝图要等新的规划出来之后向全世界公布，现在还在保密阶段。
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
最重要的是“不要等”
两型社会是一个美好的发展愿景和发展目标，两型社会要体现在我们的发展理念上，体现在我们的产业选择上，也要体现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上。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来落实。
从长沙来说，首先要从理念上贯彻两型社会的要求。我们已经明确提出，要把长沙建成具有国际视野，人们引以为傲的宜居城市和幸福家园。
其二，我们在城市发展建设上，坚持走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尽量不走开山造地的道路。环境的建设，要依据原有的环境，不要对地貌产生大的影响，要加强污染的治理，垃圾的处理和污水的处理。同时我们最近还提出一个观念，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建筑物和城市设施的节能性。所以，产业发展的关键是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一定不要发展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而确确实实选择那些投资效益比较好，资源和环境比较友好的项目。包括占地越少越好。
如果把投资强度和用地指标挂钩，把税收和用地指标挂钩，就能够促进用地的节约。
另外，长沙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中，就是要加大符合两型社会基础设施的力度，比如说，我们要加快城市地铁和轻轨的建设方案，我们已经报给了国家发改委。最近我们邀请了同济大学的专家，对长沙的交通进行了专题调研，进行了30多天全面系统的整治，提出了一套改善管理、提高效率、减少用地的办法，我们马上就要实施了。
我们还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上提出建设一个河西的先导区。因为我们考虑建两型社会到底行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建立一个先导区。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模型。我们这个先导区已经向湖南的有关厅局，向国家发改委，向国土资源部作了初步的汇报。1200平方公里的先导区包括了规划区、核心区和居住区，在这个先导区里，一定要坚持高标准的建设和管理，很快就有方案了。在这方案里还要坚持环保先行，支持和发展环保产业，支持“两高”产业，淘汰夕阳产业。
我认为，打造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重要的是：不要等。我们自己要去主动创造条件。我们自己拿出一个政策，中央说可以了我们就去做，而不是等着中央给你一个政策让你做。我们不能等、靠、要，试验是自己去试，不是人家帮你试。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委书记苗圩：
没有政策就是最大的“政策”
“相对于深圳和浦东等‘老特区’，武汉算是一个‘新特区’吗？”
2008年3月11日，在北京会议中心湖北团驻地，当本报记者向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委书记苗圩抛出这个问题时，苗圩并不讳言：“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走一条不同于老特区的道路，就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以长袖善舞“大企业”和“大项目”闻名的苗圩在2007年带动武汉再上一个新台阶——GDP首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增幅创出十年新高。
不过，令外界更为侧目的是，武汉这座中部第一大城市刚刚获得“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两型试验区”)的国家级招牌，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内生型”为主 “外向型”为辅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理解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苗圩：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提出了区域发展战略。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沿海地区先发展，目标是200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具体方式主要是改革开放，立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进大出，利用外资来取得发展。
到2000年的时候，我国用了20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初步小康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批沿海城市带动了相关区域的发展。如长三角，通过上海带动了无锡、苏州等区域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确定了四个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最后是上海浦东。
到了2000年以后，按照三步走的目标的第二步，就要发展中西部地区了。党中央及时做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及中部崛起战略，取得区域协调的发展。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只有沿海地区发展，而没有中西部的协调发展，那么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经营报》：武汉“两型试验区”与深圳和浦东等特区有什么区别？
苗圩：在区域协调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客观形势和自身条件，选择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简单来说，前二十年沿海地区发展是靠开放；那么内陆地区的发展除了借助于开放，更多的是要借助承接国际和沿海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优势，同时更要走一条立足于外向型和内生型相结合，并且以内生型为主的发展模式。
内陆地区相对来说，腹地比较大，国内市场比较广阔，内需拉动经济潜力非常巨大。内陆地区要寻找有别于沿海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以内生型为主，以内生型和外向型结合的发展模式。
“通过差异化的路子来建设两型社会”
《中国经营报》：如何打造“两型”新特区？
苗圩：通过差异化的路子来建设两型社会，武汉有三个优势：“大企业、大项目”，“商业和区位优势”，以及“科技优势”。
武汉处于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的一个必经之地，区位优势明显。武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以武汉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中国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武汉传统的商业和服务业对周边地区有较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一个说法，全国的帽子80%是由汉正街批发出来的。
武汉已确定了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体系等目标；在产业结构上，武汉正在增加投入，将以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在发展模式上，武汉以拓展消费为重点，促进区位优势转化为服务业优势。
我们还要通过改革，来解除体制和机制的限制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找到一条变粗放型为集约型的发展道路，解决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土地占用过多的问题。
武汉是中部的特大城市，我们想通过“两型试验区”的建设，能够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试验区的范围包括“8+1”城市圈，有些人说武汉与周边城市差别太大，难以带动发展。我想中央让武汉承担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我们的试验，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和地区如何做到协调发展，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探索这方面的经验。
吃小灶的政策不会再有了
《中国经营报》：“两型试验区”获批后，中央会给哪些优惠政策？
苗圩：武汉市获批试验区后，中央不会给特殊优惠政策。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确立后，讲究普惠，“吃小灶”式的政策已不会再有了。试验区就是要先行先试，在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总体要求前提下，不必拘泥于现行的管理制度，可以大胆改革，早日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所以，没有政策就是最大的政策。
至于怎么做，我们正组织这方面的专家研讨，制订一个实施方案。两会之前，我们的市长专门组织了武汉地区的专家开了两次座谈会；到了北京以后，我们也找了国务院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咨询，提出具体方案。还要报到省委省政府，得到批准以后，还要向国务院报告。
《中国经营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圈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如何处理两地在试验区建设中的关系？
苗圩：有联合，也有竞争，但联合大于竞争。两型社会，武汉需要，长沙需要，全国都很需要。如果不按两型社会建设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话，我们是难以为继的。
我们总要留点资源给后人，总要留点青山绿水给后人，所以武汉和长沙选择两型社会建设作为切入点，作为综合配套改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更要联合。
我们会抽出合适的时间，主动到长沙去，进行充分的交流，互相学习，共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改革体制和机制，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延伸阅读
特区之路：中国问题新解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于当天公布，正式宣告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成立经济特区。同时被宣布为特区的还有沿海城市厦门。
但要真正算中国经济特区的肇始，应该再向前推进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979年1月31日，国务院决定在蛇口创办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集资并组织实施。3月，广东宝安县经中央同意改为深圳市。
“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里意味着深圳特区必须要自己想办法、要“闯”，也有为其他地方做出一个榜样的意思。事实上，我们今天通过诠释小平同志当时的话来寻求当时的状况和背景，同时，我们也能从中发现其中蕴含着中国的两个重要命题——发展与改革。
“富起来”——就是我们的发展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发展课题中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国家经济增长，个人财富增长。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一个“闯”字——也就是改革，深刻地揭示出我们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须面临的风险。可以说，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
事实上，中国特区已经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区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向前迈进，“闯”的作用与价值被放大出来。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中国的第五个特区。这一年，引发了10万人才下海南的“闯海”大潮，并让这个海岛兴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开发浪潮，而最终导致一场经济上的巨大创伤与阵痛。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可能就是“闯”的风险与代价。
1990年4月18日，中央决定开放开发浦东，上海浦东新区成立，十多年时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流传出“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的说法。
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后，2005年6月2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批准上海浦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拥有体制改革的“先行权”。中国第一个“综改试验区”成立，中国的特区之路开始了一种具有不同内涵的新的征程。
2006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希望天津滨海新区能提升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探索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方向。2007年6月，成都、重庆双双成为新的国家综改试验区。同年12月，长株潭与武汉亦同时获批。
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区发展的思路有了新的变化，亦表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执行新的课题。这也是中国从“先富起来”进入到“共同富裕”的平衡发展格局上来，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目标上来。
而综观中国特区近30年的发展历程，亦可以发现，特区之路事实上就是中国发展改革之路，有开天辟地的突破，也有起起落落的跌宕。
而到今天，中国已经积累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我们除了敢闯，也还要善于闯，要继承“闯”字包含的勇气与担当，也要屏弃“闯”字附带的“拍脑袋”、“拍胸脯”的不科学与蛮干。
我们希望通过办特区来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过去过度强调单方面的经济发展，而对社会发展、体制改革落下了不少短板，而这个新的征程，需要新时期的智慧、勇气与魄力。
记者观察
特区该作担当者 不为世俗牟利人
中部“新特区”花落长沙、武汉时，一时喧嚣的口水争夺战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中原城市郑州落选后流露失落之意，且表示“反思”。据悉，自重庆、成都成为“新特区”之后，全国曾有17个省市以各种名义也提出了新特区申请。不知当时各省是否都与郑州一样在反思总结。
前些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引起了深圳从官方到民间的集体反思，至今被人称道。在记者看来，中国的特区之路风风雨雨27年，时至今日，更应该在整体上作一些回顾与总结。
自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最早成立特区以来，至今全国一共有10多个经济特区。有人提出，偌大一个中国，100个特区也不为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特区作用的边际效应呈递减之势。
当然，深圳特区取得巨大成功是综合因素所致，有毗邻香港的地缘条件和开放条件，有人的问题，也有喝“头啖汤”的优势。我们自然也不能苛求所有的特区要像深圳那样一触即发，迅速崛起。
深圳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它契合了整个中国谋改革、求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在当年思想和市场都处于禁锢状态的前提下，深圳因为一下子打开了思想枷锁、放开步子闯出一条路子来，其“爆发力”冲击之大也就不难想象了。
当时的深圳，承担了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为全国做出一个榜样的大任，即通俗所说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发展经济。其时，特区所指向“中国课题”与深圳的“地区课题”的诉求，本身是高度一致的。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发展经济和解决相随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相比较，前者变成一个相对容易实施的课题，而后者则日益紧迫地催促决策者加紧解决。
所以，成都、重庆特区被定义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因为我们要解决一直以来没有认真面对的“二元社会”、“城乡差距”问题；而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武汉被定义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则是要解决粗放发展和日益尖锐的环境问题。
但是，从纷纷扰扰的“申特”口水战来看，各地方政府的认识并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上来。大多都抱有挟特区之名“要政策、要项目、要财政支持”的算盘，这种意图从好听的角度说，也只能算是“谋一方经济”。
从这一点来看，今日之特区与当时的深圳特区比较，地方的诉求(地区课题)与中央的诉求(中国课题)不但不具有对称性，而且存在一定的错位。
事实上，在当年的深圳，无论是中央的决策者，还是当时广东、深圳的要员，都深知深圳开设特区不仅仅是机会，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
而今，从各地蜂拥而至争当特区的局面来看，“特区”渐渐只具有一种单向的含义：改革者的担当角色少见了，易之为世俗的牟利者之嫌增加了。
当年深圳作为特区，小平深知中国人要真正解放思想，必须让一些具备一定条件的地方，让一些敢闯敢为敢担当的人，“杀出一条血路来！”目的是要给全国树立一个解放思想的榜样，其开启改革智慧的精神价值要远远大于深圳一城之发展的现实意义。
其时，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上，是人的能动性在推动制度的进步。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解决一些全国性问题、普遍性问题的时候，更多的需要来自制度上的智慧。
今天的诸多中国问题，其路径不再是当年那样指向胆量与魄力，也不能再过度依赖当年的思路，通过局部试验来解决整体问题，而是需要全局全盘考虑，从制度层面来解决基层现实困境，以制度解决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特区”二字的能量为什么会边际效应递减了。
